我党历史上第一次“思想革命的动员令”
2023-06-15 12:00:05  作者：金石志  编辑：蒋健 来源：北京日报   点击：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，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。早在建党前夕，李大钊、邓中夏等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深入中国社会开展调查研究，毛泽东更是党内最早将调查研究成功运用于实际革命斗争的领导人。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兴起是在延安时期的1941年，成为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思想革命的“动员令”、向教条主义宣战的“纪念碑”，从此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影响至今，成为理论联系实际、密切联系群众的锐利武器和重要纽带。

194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有着深刻历史背景

百团大战后，日军在加大对国民党诱降政策的同时，抓紧发动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残酷“扫荡”。国民党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不仅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经济封锁，还不断制造反共磨擦，特别是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，几乎导致国共关系破裂。敌后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就像毛泽东所说，“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”。而党内正面临着与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。王明机械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，提出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，给抗战造成消极影响。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”，“教条主义必须休息”。王明却坚持过去的错误。1940年3月，他把1931年所写、集中反映其“左”倾错误观点的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一书，在延安印了第三版，使许多不了解情况的新党员甚至一些老党员产生了思想迷惑。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，更加迫切地摆到了党中央面前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引导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？如何找到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“锁钥”？毛泽东系统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，特别是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见过的材料，认识到“左”的错误根源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中国现实联系起来。为了清理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，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，总结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。毛泽东从调查研究入手，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的调查文章汇集成《农村调查》一书出版，并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，“印这个材料，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”，“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。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，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，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”。

两个月后，即1941年5月，毛泽东发表报告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，将“实事求是”提到党性表现和马克思主义作风的高度来认识，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必须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；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，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。

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，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

为有力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，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从设立机构、确立制度两方面着手。1941年7月7日，党中央发出《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》，8月1日发布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和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》，深刻指出，党成立20年来，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严重，尚未被全党同志彻底认识，“党内许多同志，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。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，是决定政策的基础”；并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，作为中央和各地“工作的直接助手”。这是党第一次发布有关调查研究的中央文件，随后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，毛泽东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，任弼时为副局长，调查研究从此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，迅速在党内蔚然成风。

为更好推进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，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做了理论阐释。9月16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登胡乔木的《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》一文，认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，“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，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”。艾思奇撰文说，主观主义有两种形态：书本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，不仅在实际政治的发展上有重大意义，而且也是在思想方法改造上的一个新的飞跃的起点。1942年1月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》，认为“只有经过调查研究，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，才能在中国实现。只有经过调查研究，党中央的每个指示，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。只有经过调查研究，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，规定出正确的办法，获得工作中的胜利”。

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在广泛调研过程中，加深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，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象，真正认识到教条主义、主观主义的危害，为有力推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开展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、加速中国革命胜利起到重要作用。

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

从1941年起持续开展的调查研究，成为党贯通理论与实际、连结党心与民意的决策方法和工作制度。针对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不同意见，特别是对盐的产运销存在军队组织和自由贸易两种不同观点，毛泽东广泛调研，在1941年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：“增加盐的运销，以官督民运为主，自由运盐为辅。”基本统一了几个月来的不同认识，有效缓解了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，还给各根据地提供了通过周密调研掌握实际情况、决策实际问题的范例。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全党大力推动屯田军垦，开展大生产运动、实行精兵简政，终于在1942年底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为总结两年来经济工作经验，纠正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，毛泽东再次周密调研、征求意见，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作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》的报告，提出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，“公私兼顾”和“军民兼顾”，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。

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，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拿起调查研究这个有力武器，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研成果。林伯渠的《农村十日》，张闻天的《出发归来记》，李卓然的《固林调查》，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起草的土地租佃、土地登记等文件，详细记录了广大根据地的各方面情况，为各级部门正确制定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，形成了许多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观点，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。

历史映照现实，实干开创未来。回顾1941年全党首次大兴调查研究，其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，是党在关键时候摆脱困境的制胜法宝，是党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成功密钥。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部署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，就是要用好调查研究“传家宝”，练就调查研究“基本功”，找到高质量发展“金钥匙”，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、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。正如毛泽东强调的，“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”。